不同职业，同样精彩 第19章 教育学家

林夏的钢笔尖在教案本上顿了顿，墨点晕开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几个字旁边。窗外的梧桐叶被初秋的风卷着落在窗台上，她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晚上七点零三分，办公室里只剩下她桌前这盏台灯亮着，电脑屏幕上还停留在某县教育局发来的师资名单，表格里“50岁以上教师占比62%”“英语、美术专职教师为0”的红色标注，像一根细刺扎在她心里。

作为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基础教育研究员，林夏的工作从来不是在实验室里做理论研究。她的“战场”在乡村学校的土操场、县城中学的旧教室，在那些握着粉笔却不知道如何教孩子画水彩的老师手里，在那些渴望上英语课却只能跟着语文老师读单词的学生眼里。桌上那本磨破了封皮的《乡村教育现状调研手记》，已经记满了八个县、二十三个乡镇的故事，最新一页写着：“某村小教师王桂兰，教龄38年，既带语文又带数学，课间还要给孩子热午饭——她需要的不是‘教学理论’，是能直接用在课堂上的‘实用方法’。”

“叮”的一声，微信工作群弹出消息，是副院长赵凯发来的：“小林，明天上午九点去郊县实验中学，跟那边的老师对接‘分层教学’试点。他们反映初二学生数学成绩两极分化严重，你把之前做的分层教案模板带上。”

林夏揉了揉发酸的肩膀，把桌上的资料分类装进帆布包——最外层是给乡村教师准备的彩色卡纸和简笔画教程，中间层是分层教学的案例汇编，最里层藏着一本崭新的《儿童心理学》，那是给村小老师王桂兰带的。上次去调研时，王老师拉着她的手说：“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有时候闹脾气，我都不知道怎么哄。”这句话，林夏记了整整一个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分，林夏坐着教育局的班车前往郊县实验中学。车子驶过架在稻田上的水泥路时，她翻开了实验中学发来的学生成绩表：全班45人，数学满分120分，最高118分，最低23分，中间段学生断层严重。“不是学生笨，是教学方法没跟上。”她在心里默念，手指在表格上划出重点——需要把学生分成“基础组”“提升组”“拔尖组”，基础组从课本例题重新讲起，提升组做变式训练，拔尖组搞拓展探究，三个组的目标不同，作业也得不一样。

刚到学校门口，就看到校长李建国和数学组组长张敏在等她。“林老师，可把你盼来了！”张敏快步迎上来，手里攥着一摞作业本，“你看这基础差的学生，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成绩好的又觉得课堂内容太简单，上课总走神。我们试过按成绩排座位，结果差生冷落到不想上课，好生生的办法全走了样。”

林夏跟着他们走进初二（3）班的教室，孩子们正在早读，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泛黄的课桌上，有的孩子手里的课本已经卷了边，却还在认真地念着数学公式。她走到最后一排，看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正低头在草稿纸上画小人，课本摊在旁边，上面的例题写满了歪歪扭扭的批注。“这是陈小雅，数学每次都不及格，上课总爱走神。”张敏小声说。

上课铃响后，林夏没有直接讲题，而是从包里拿出三个不同颜色的信封：“同学们，今天我们玩个‘信封闯关’游戏。蓝色信封里是基础题，闯过这关，就能拿到‘数学小能手’贴纸；黄色信封是提升题，闯过能拿‘数学小达人’；红色信封是挑战题，闯过就是‘数学小博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信封，不管选哪个，只要认真做，都是胜利者。”

教室里瞬间热闹起来，孩子们纷纷举手选信封。陈小雅犹豫了半天，最终选了蓝色信封。林夏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没关系，咱们从简单的开始，慢慢来。”整节课，她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在三个组之间来回走动，给基础组的学生讲例题时，会用他们熟悉的“买文具”“分糖果”举例；给拔尖组的学生出拓展题时，会让他们分组讨论“如何用方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下课铃响时，陈小雅举着写满答案的蓝色信封跑过来，眼睛亮晶晶的：“林老师，我全做对了！我是不是‘数学小能手’了？”林夏笑着帮她贴上贴纸：“当然是！下次咱们试试黄色信封，好不好？”陈小雅用力点头，跑回座位时，还不忘把贴纸贴在课本最显眼的地方。

“林老师，这方法太管用了！”张敏激动地说，“以前基础差的学生上课都低着头，今天全都抬着头做题，连陈小雅都主动问问题了。”林夏拿出分层教案模板，跟数学组的老师一起修改：“基础组的作业要少而精，比如每天做5道基础题，重点练计算；提升组可以加1道变式题，拔尖组可以做1道跨学科的拓展题，比如用数学知识计算操场的面积。”

离开实验中学时，已经是下午一点。林夏没顾上吃午饭，又赶去郊区的青山村小——她答应了王桂兰老师，要教孩子们上一节“看得见的美术课”。车子停在村口时，她看到几个孩子趴在土坡上画画，手里拿着半截铅笔，在废纸上画着村里的老槐树。“林老师！”孩子们看到她，立刻围了上来，手里的画纸举得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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