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滨河市火车站前的空地,卷起地上的煤灰和碎纸屑。林卫东攥着那几张被拍落的毛票,手指关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怒火在他胸腔里翻腾,几乎要冲破理智的堤坝。不是因为这点钱,而是因为胖子手腕上那个模糊却刺眼的齿轮状花纹!
是巧合吗?一个内地小城的地痞,手表上怎么会有与“掌柜”、与史前文明相关的符号?这念头如同毒蛇,瞬间噬咬着他的神经。如果这不是巧合,那就意味着他自以为安全的“蛰伏”之地,从第一天起就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下!周永泉的牺牲、自由港的惊魂,难道都白费了?
“小子,聋了?三十块!赶紧的!”胖子见林卫东愣神,不耐烦地又踹了一脚三轮车轱辘,车上的鏊子咣当作响。
旁边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吓得脸色发白,一个劲儿地给林卫东使眼色,示意他破财消灾。
硬拼?对方三个人,自己势单力薄,而且一旦动手,必然引来围观和警察,他这刚办好的“林东”身份经不起任何盘查。屈服?一个月三十块的保护费,足以压垮他这个刚起步的小摊,更重要的是,一旦示弱,以后在这片地界将永无宁日,更别提秘密调查了。
电光火石间,前世今生积累的阅历和急智发挥了作用。他不能硬碰硬,也不能直接屈服。他需要一种符合他当前“落魄小贩”身份,又能暂时化解危机的方式。
林卫东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换上了一副市井小民特有的、带着点讨好和狡黠的笑容,弯腰捡起地上的钱,还拍了拍上面的灰:“哎呦,几位大哥,别动气,千万别动气!小弟我初来乍到,眼拙,没认出是码头帮的各位好汉!失敬失敬!”
他这番低姿态让胖子的气焰稍稍一滞。林卫东趁机从装钱的小木盒里(里面其实没多少票子),又数出几张,连同捡起来的,凑了大概五块钱,双手递过去,脸上堆满为难:“大哥,您看,我这小本生意,刚支棱起来,一天也就混口饭吃。这五块钱,算是我孝敬几位大哥喝碗茶,不成敬意。那三十块……实在是拿不出来啊!要不这样,这个月让我先缓缓,等下个月生意好点了,我一定补上!”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给了对方面子(孝敬茶钱),又示了弱(实在没钱),还给了个拖延的借口(下月补上)。这在八十年代末的市井规则中,是一种常见的周旋手段。
胖子眯着眼打量林卫东,似乎在判断他是真穷还是装傻。他旁边一个瘦高个凑过来低声道:“猛哥,看这小子怂样,估计是真没啥油水。五块就五块吧,总比没有强。反正他跑不了,下个月再来收。”
被称为“猛哥”的胖子哼了一声,一把抓过那五块钱,用手指戳了戳林卫东的胸口:“小子,算你识相!记住你说的话,下个月这个时候,三十块,一分不能少!要是敢耍花样,或者敢去告状,老子把你摊子砸了,腿打断!听见没?”
“听见了,听见了,谢谢猛哥!下个月一定!”林卫东点头哈腰。
胖子三人又威胁了几句,这才晃晃悠悠地走了。
围观的人群见没打起来,也渐渐散去。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松了口气,小声对林卫东说:“小伙子,破财消灾,对喽!这帮人惹不起的。”
林卫东道了谢,默默收拾着摊子。表面的危机暂时化解了,但他心中的警报却提升到了最高级别。那个齿轮印记,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接下来的几天,林卫东一边经营着他的煎饼摊,一边格外留意周围的一切。他仔细观察着“码头帮”那几个人的活动规律,发现他们主要盘踞在火车站和附近的货运码头,收取各种小摊贩、人力车夫的“管理费”,行为嚣张,但看起来似乎就是普通的地头蛇,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超乎寻常的地方。
他也曾假装不经意地向其他摊贩打听“猛哥”和他那块手表。得到的信息很模糊,只知道“猛哥”大名王猛,是码头帮一个小头目,那块表据说是个旧货,他戴了很久了。至于手表上的花纹,没人注意过,更没人知道有什么特殊含义。
难道真是自己想多了?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装饰花纹?林卫东不敢完全放心,但暂时也没有更多线索。他决定,在查清这个符号的真实含义之前,必须更加谨慎。
他将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事业”上。煎饼摊的生意经过初期的磕磕绊绊,渐渐有了起色。林卫东毕竟有着超越时代的眼光和经营头脑。他很快发现,火车站人流虽大,但顾客多是行色匆匆的旅客,对煎饼的要求是“快”和“管饱”。而附近有一些工厂和居民区,那里的顾客更注重口味和实惠。
于是,他调整了策略。早上守在火车站,主打快速出餐;中午和下午,则把摊子挪到离几家大厂区更近的一个路口。他还改进了配方,面糊里加了少量杂粮,让煎饼更香;甜面酱是自己调的,加了点芝麻酱和香料,味道更浓郁;甚至尝试着加了点生菜叶(这在当时北方还比较少见),美其名曰“营养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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