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钜子：从李斯开始逆天改命 第517章 撰写《忆往录》

对沙丘之变这一决定帝国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的记录，无疑是全书最沉重、笔触最凝练、也最核心的章节之一。他以极其克制却力透纸背的笔调，还原了那个密不透风、气氛压抑到极点的历史现场。描述了始皇帝巡游途中突然病重、生命垂危时，随行重臣们的忧惧与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宦官中车府令赵高如何暗中活动，串联左丞相李斯，密谋篡改遗诏；自己当时内心经历的巨大挣扎、对帝国前途的深深忧虑、对自身与家族命运的恐惧、以及最终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那个惊世骇俗的决断的复杂心路；还有如何利用提前安插的亲信、对关键信息的控制以及关键时刻的果敢行动，最终扭转了看似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他并未过分渲染自己在其中的“力挽狂澜”之功，而是冷静地分析了成功的原因（信息优势、提前布局、对手的失误、以及始皇帝积威留下的短暂权力真空），也坦诚了事成之后那挥之不去的余悸、对权力交替之残酷性与不确定性的更深层次认识，以及内心深处那难以言喻的道德负疚感。他写道：

“……彼时之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步踏错，非仅个人身死族灭，恐社稷倾颓，天下再陷纷争。斯之所为，非为贪恋权位，实为求存，亦为求安——求帝国之安，求苍生免于战火之安。然经此一夜，方知权力之巅，光耀万丈之下，实乃万丈深渊，进一步或可粉身碎骨，退一步亦恐万劫不复。事后思之，能得善终，远离漩涡，实赖几分天命运气，几分始终未泯之警醒，与最终放下一切、抽身而退之决然。”

对于辅佐公子扶苏、推行相对宽和的新政的岁月，他的笔触则相对变得平和、舒缓，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情。他记录了扶苏的仁厚谦和、敏而好学，以及在其影响下逐渐展现出的明君潜质；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引导这位年轻的君主，在继承始皇法治框架的同时，平衡仁政与法治的关系，努力纠正始皇晚年诸如滥用民力、刑罚过苛等弊政，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试图修复帝国紧绷的神经。他也提到了与扶苏之间那种超越寻常君臣、更近似于师徒乃至父子的特殊情谊与信任，以及自己最终能够功成身退、安然归隐的幸运。他肯定了新政带来的积极变化（如社会矛盾缓和、民生得以喘息），但也指出了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来自保守势力的阻力以及一些政策因经验不足而产生的尚待完善之处。

全书的最后部分，是他归隐林下之后的感悟与思考，笔调变得愈发平和、通透，充满了田园诗般的宁静与哲思。他详细记述了创办乡学、让农家子弟也能识文断字的初衷与实践，将其视为对儒家“有教无类”和法家“以吏为师”思想的融合探索，是对“开启民智、安民富民”之道的具体践行；他深情描绘了改进农具、提高耕作效率带来的喜悦，以及乡野生活的简单质朴、与结发老妻相濡以沫的深情、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还有从春播秋收、四时更替中领悟到的“顺其自然”、“生生不息”的人生哲理。他将权力中心的喧嚣、算计、荣耀与危险，与乡野之间的平静、真实、琐碎与温暖进行对比，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权柄虽重，煊赫一时，终是身外之物，得之未必真乐，失之未必真忧。心之所安，魂之所系，方为吾乡。此生功过，留与后人评说。唯愿此生所为，能于国于民，有尺寸之功，足矣。造福乡梓，泽被后人，无论事之巨微，方为生命价值之真正所系。”

撰写《忆往录》的整个过程，对李斯而言，不啻为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自我灵魂拷问与最终的和解。他需要以最大的勇气，直面自己曾经有过的勃勃野心、运用的机心权谋、做出的那些在道德与功利之间艰难权衡的、甚至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抉择。有时，写至动情或痛彻心扉之处，他会黯然搁笔，独自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徘徊良久，望着天边流云，默然无语，任往事如潮水般冲击着已渐平静的心湖。但最终，他都以惊人的坦诚与历史责任感，将这一切付诸笔端，不回避，不掩饰，力求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的记录。他深知，这本凝聚了他一生智慧、血泪教训与最终感悟的《忆往录》，或许在他有生之年都无法、也不愿公之于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波澜），但它所承载的思想重量与历史价值，将是他留给家族后人、留给或许能读懂它的有缘者、留给悠悠青史的一份独特而珍贵的遗产。这，是他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所划上的一个庄重、深思且力求无愧于心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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