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日子 第105章 教育筑基，人才辈出

第一百零五章：教育筑基，人才辈出

1977年冬的北京，寒风卷着沙尘掠过胡同里的灰墙，却吹不散校园里的热气。北师大数学系的教室里，老式暖气片刚有了点温度，三十多个穿着棉袄的学生挤在一起，呼出的白气在头顶凝成淡淡的雾。讲台上，头发花白的周教授正用粉笔在黑板上推导微积分公式，粉笔末簌簌落在肩头，他却浑然不觉，声音洪亮得像敲钟：“这个极限存在的条件，看似简单，却是解决弹道计算、电路设计的基础！你们记牢了，搞科研、做工程，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

坐在第一排的王建国把冻得发红的手塞进袖管，笔尖在粗糙的稿纸上飞快移动。他的笔记本封面已经磨破，里面却写得密密麻麻，公式旁边用红笔标着“导弹轨迹计算可能用到”“芯片散热模型需参考”。这个从山西榆次农村来的青年，三个月前还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扬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手里的木锨“哐当”掉在地上——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的“泥腿子”，能有机会坐在大学课堂里。

课间十分钟，教室立刻成了热闹的集市。物理系女生李梅被一群人围着，她手里捧着个用牙膏皮、漆包线和矿石做的收音机，耳机里正断断续续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这是我照着高中课本做的，”她擦了擦冻出来的鼻涕，眼里闪着光，“等学到半导体章节，我想试试装晶体管收音机，到时候就能收到更多频道了。”

“梅姐，你这本事能去无线电三厂当技术员了！”一个小个子男生咋舌。李梅脸颊微红：“还差远呢。上次去王府井，看见柜台里的进口收音机，里面的电路板比烟盒还小，全是密密麻麻的元件，那才叫技术。咱得好密麻，将来也造出那样的东西。”

角落里，几个学机械的男生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图纸。来自吉林延边的金哲指着地上的草图：“咱老家那边播种都是人工撒，不均匀还费种子。我想设计个手动播种机，用齿轮传动控制下种量，你们看这个棘轮结构行不行？”

“得考虑不同种子的大小，”另一个男生用树枝戳了戳图纸，“比如玉米和高粱的颗粒大小不一样，得能调节行距和深度。”他们的讨论引来了路过的机械系教授，老人蹲下来看了半天，赞许地点头：“想法不错，回去查《农业机械设计手册》，把尺寸参数算准，我帮你们联系校办工厂试制。”

公告栏前更是里三层外三层。一张泛黄的牛皮纸上，“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人才需求”几个黑体字格外醒目，下面列着密密麻麻的项目：“东风-5导弹制导系统优化”“杂交水稻耐寒基因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材料攻关”……每个项目后面都标着所需专业：数学建模、流体力学、分子生物学、半导体物理。

“你看这个芯片研发项目，”王建国指着其中一行对李梅说，“要求懂有限元分析和晶体生长理论，正好是咱们要学的课程。”李梅踮起脚看清项目负责人的名字，突然拽住王建国的胳膊：“张研究员！是不是北京那个搞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张老师？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报道！”

“说不定等咱们毕业，就能进他的团队。”王建国的手指在“报名条件”那一行摩挲着，“上面写着‘吃苦耐劳、甘于奉献’，这说的不就是咱们吗？”

校园西侧的平房里，是临时改成的“工农兵学员经验交流室”。曾经靠推荐入学的老学员赵大勇，正给新生们展示他的“宝贝”——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贴满了工厂车间的照片，画着各种设备的结构图，甚至还有和老师傅们讨论问题的录音磁带。

“你们别觉得课本上的知识够了，”赵大勇翻到一页画着车床的图纸，“我在沈阳机床厂实习时，遇到个偏心轴加工的活儿，图纸要求误差不超过0.01毫米，按课本上的方法根本干不了。最后是王师傅教我，在卡盘上加个配重块，靠离心力平衡误差，才勉强达标。”

新生们凑过来看图纸，有人拿出尺子量上面的尺寸：“原来理论和实际差这么多，以后得常去工厂转。”

“可不是嘛，”赵大勇拿出个磨损严重的游标卡尺，“这玩意儿我用了三年，闭着眼都能摸出0.02毫米的误差。你们有文化底子，要是再加上这手实践功夫，将来肯定比我们强。国家现在缺的就是既能搞设计、又能动手干的人才。”

千里之外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里座无虚席。这里的“特殊借阅区”刚开放，里面全是过去十年被封存的外文资料，从《德国机械工程学报》到《美国电子学刊》，泛黄的书页上还留着前主人的批注。机械系学生陈明亮正抱着本1965年版的《精密加工工艺》啃，里面关于“镜面磨削”的章节被他用红笔标得密密麻麻。

“这书上说，用铸铁研磨盘加氧化铬膏，能把零件表面粗糙度降到0.02微米，”他兴奋地对同学说，“咱校办工厂的老磨床要是按这个法子改改，说不定能加工出符合导弹轴承要求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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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1937年的日子请大家收藏：()1937年的日子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同学指着书里的公式：“但这里的温度控制要求±0.5℃，咱们车间没恒温设备怎么办？”

“可以用地下水循环降温，”陈明亮指着窗外的水管，“我观察过，咱学校的井水全年温度都在15℃左右，接个循环泵就能用，成本还低。”两人当即决定，周末去校办工厂试试。

教育部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部长指着《1978-1985教育发展规划》上的红色曲线，声音带着沙哑：“你们看，这是近五年高校理工科招生人数预测，要从每年5万涨到20万，相当于再造四个清华！但光有数量不行，质量得跟上——北大、复旦要恢复研究生院，中科院和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把最顶尖的学生往科研一线送。”

规划科的同志补充道：“中小学也得跟上。我们计划在三年内，给全国每个公社配一所初中，每个县建一所重点高中，让农村孩子也能上得起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老师，上海、北京的师范院校已经开始‘速成班’，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会计当民办教师，先把课开起来。”

“师资问题得长远解决，”部长弹了弹烟灰，“选派留学生的方案批下来了，第一批先派500人，去美国、德国、日本学尖端技术，专业就盯着航天、电子、材料这几块。但有个硬规矩：必须签回国服务协议，少则五年，多则八年，谁要是不回来，以后就别想再踏回国门。”

“已经有三十多位海外科学家来信，说想回来搞建设，”外事处的同志递过一摞信件，“剑桥大学的李政道先生还托人带话，愿意帮忙联系美国高校，接收咱们的留学生。”

部长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上盖着“斯坦福大学”的邮戳：“这些科学家是宝贝啊。告诉他们，回来后要啥给啥——实验室、助手、经费，只要能搞出成果，咱们都满足。人才回来了，技术就活了，国家才有希望。”

1978年春，北京火车站挤满了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即将启程，站台上，教育部的同志正给他们发“特殊礼物”——一个装着祖国土壤的小瓷瓶。“到了国外好好学，但别忘了根在哪，”老人握着留学生的手，“你们带回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国家的未来。”

留学生里年纪最小的林晓，刚从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即将去麻省理工学半导体。他把瓷瓶塞进背包，里面还装着张研究员托他带的纸条，上面列着十几个想请教的技术问题。“张老师说，国外的光刻技术已经到1微米级了，让我多拍点设备照片，记清楚参数。”他对送行的老师说，“我保证，三年后一定回来，把学到的都用上。”

火车开动时，林晓从车窗里探出头，看见站台上有人举着“振兴中华”的标语。他想起临行前校长的话：“你们这代人，是带着国家的期望出去的。以前我们被人卡脖子，是因为没人懂技术；等你们回来了，就该轮到我们挺直腰杆了。”

北师大的晚自习教室里，灯光亮到后半夜。王建国在演草纸上推导傅里叶变换公式，这是导弹制导系统里用来处理雷达信号的基础算法；李梅的笔记本上，画满了PN结的结构示意图，她正在琢磨如何用国产硅材料做出稳定的二极管；金哲和同学已经画出了播种机的三维图纸，准备下周去校办工厂加工零件。

窗外的玉兰花已经含苞待放，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王建国抬头望向星空，突然想起生产队老支书的话：“咱农民种庄稼，得先深耕、施肥，才能有好收成。国家搞建设也一样，教育就是深耕，人才就是种子，现在下力气，将来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他低头继续做题，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和远处实验室传来的机器轰鸣、图书馆里的翻书声、工厂车间的敲打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属于那个年代的交响曲。这首曲子里，有对知识的渴望，有对未来的期盼，更有一代人用教育筑基、为国家铸魂的决心。

多年后，当王建国成为卫星导航系统的总设计师，李梅带领团队突破了光刻机核心技术，金哲的播种机在全国推广时，他们总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在拥挤的教室里，在泛黄的书页间，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无数颗年轻的心埋下的种子，终于在时代的沃土上，长成了支撑国家前行的栋梁。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那句朴素的信念：教育兴，则国家兴；人才强，则民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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