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长江防线的空虚,迫使吴国将大量农田改为“防御圩田”(在沿江地区修建堤坝、堡垒),挤占了农业生产空间。常州、润州等地的粮食产量,战后两年内下降约两成,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这种“军事优先、经济让路”的局面,让吴国经济陷入“重建-消耗-再征税”的恶性循环,始终未能恢复战前的繁荣。
吴越则借助战后的军事优势,打开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控制长江入海口后,吴越商船可沿长江逆流而上,直达常州、润州等吴国控制区(虽为敌国,但民间贸易仍暗中进行),将吴越的丝绸、茶叶等特产销往江东,换取吴国的粮食、铁器;另一方面,吴越水师对近海的控制,保障了其与闽国、新罗(今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明州港(今浙江宁波)的商船数量,战后三年内增长近五成,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经济的繁荣,又反哺了军事与民生:吴越不仅有足够资金维持水师规模,还能减免部分地区的赋税,甚至在杭州、苏州等地修建水利工程(如疏浚西湖、加固海塘),进一步提升农业产量。这种“军事胜利-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让吴越在十国的乱世中,成为少有的“富庶之地”。
狼山江之战后,吴与吴越的战略关系彻底从“势均力敌”转向“吴越主导、吴国妥协”,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钟鹏举全面接管吴国。
对吴国而言,战后始终处于“防御心态”:在长江沿岸修建大量烽火台,严禁民间船只靠近吴越控制区;面对吴越水师的频繁巡逻,吴国始终不敢再主动发起军事进攻,甚至在吴越进攻闽国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出兵牵制,不敢与吴越正面冲突。
对吴越而言,战后则采取“稳守江东、伺机扩张”的战略:一方面,通过与吴国议和,避免陷入长期战争消耗;另一方面,将战略重心转向南方,先后出兵援助闽国平定内乱、与钟鹏举争夺江西地区乃至南方,逐步扩大在南方的影响力。这种战略转向,不仅让吴越避免了与吴国的两败俱伤,更为其日后“保境安民、奉事中原”的国策奠定了基础——钱镠晚年多次告诫子孙“善事中原,勿兴兵戈”,正是基于狼山江之战后吴越已掌握江东主动权的现实判断。
狼山江之战的影响,远超一场普通的水战。它不仅摧毁了吴国的水师根基,重塑了吴越的政治地位,更深刻改变了江东地区的经济版图与战略平衡。对吴国而言,此战是其由盛转衰的开端,为日后钟鹏举取代徐温埋下伏笔;对吴越而言,此战是其成为江东霸主的起点。
杨吴水军的全军覆灭激起大多数人的愤怒,虽然吴王杨隆演出面安抚各方势力,他并没有追究徐温的打算,但广陵城内一场针对徐温势力的军事行动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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