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目光变得深沉而坚定:“不能完全指望尚未落地的捐输!三十万石粮米拨往山东之议,就此定下,即刻由户部行文办理,不得延误。河南方面,着巡抚衙门及地方有司,竭尽所能,开仓平粜,劝导富户捐输施粥,严密监控粮价,弹压趁乱囤积居奇、煽动民变之徒。朝廷……也会再想办法。”
薛国观听出了皇帝对自己“劝捐”提议的保留态度和进一步要求——要看到具体可行的方案,不是空口一说。
“臣等遵旨。”三人齐声应道。
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薛国观的急策,但也没有否定,而是留有余地。
议事至此,主要框架已定,细节还需推敲,几位重臣脸上都带着浓浓的倦色,毕竟从下午持续到现在,身心俱疲。
崇祯也露出适度的疲态,温和道:“今日就到这里吧,诸位回去早些歇息,明日还有明日的政务。”
“臣等告退。”
孙承宗、薛国观、杨嗣昌起身,恭敬行礼,然后依次缓缓退出了东暖阁。
暖阁内顿时空旷了不少,只剩下崇祯、朱慈烺父子,以及门外侍立的王承恩等人摇曳的身影。
崇祯靠在引枕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但眉宇间的思虑并未散去,他看了一眼便宜儿子,发现朱慈烺正偷偷瞧着自己,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一丝未散的不安。
“慈烺,过来”崇祯招了招手。
朱慈烺连忙从绣墩上起来,走到炕前。
“今日听的这些,能懂几分?”
朱慈烺想了想,认真答道:“回父皇,儿臣……儿臣听懂了粮食不够,要分给最要紧的地方,也听懂了薛先生说要让大臣们捐钱,但……好像很难。父皇您……为什么突然笑了?”他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小孩子对大人反常的举动总是格外好奇。
崇祯看着儿子澄澈而求知的眼睛,心中微微一动,他伸手摸了摸太子的头,缓缓道:“朕笑,是因为想到了一些……史书上的事,觉得人性有时颇为有趣,至于为何说天生爱笑……”
他顿了一下,看着儿子懵懂的脸,嘴角勾起一个极淡的、真正的笑容,心中却暗道:傻小子,为君之道,帝王心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权衡,与这世间的人情冷暖、贪婪愚蠢,都得让你见识见识。光读圣贤书,听大道理,是养不出真正能担起江山的储君的。什么都教一点,才能营养均衡啊。
当然,这话他只是在心里想想,并未说出口,只是对朱慈烺道:“有些事,你现在或许不懂,记在心里,日后慢慢体会便是。今日你也累了,回去歇息吧,记住,今日所闻所见,关乎国政机密,不可对外人言。”
“儿臣谨记,儿臣告退。”朱慈烺虽然还有很多疑问,但见父皇似乎不愿多谈,便乖巧地行礼,在内侍的引导下退了出去。
暖阁内终于只剩下崇祯一人。他独自坐在灯下,手指无意识地敲着那份灾情文书,目光深沉。
“捐输……周奎……” 他反复地咀嚼着这两个词,仿佛要嚼出什么东西来。
劝捐……向百官勋贵要钱。
这个念头本身,就像一把双刃剑,此刻正悬在崇祯心头,寒光凛冽,映照出崇祯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
“如果……真的像历史上那样呢?”
这个假设让他后背微微发凉。他太清楚原本历史轨迹上,崇祯劝捐成了何等可笑又可悲的闹剧,最终成了压垮君臣信任、暴露朝廷虚弱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自他穿越以来,清理了朝堂,整顿了京营和部分边镇,建立了新机构,看上去局面似乎比原历史同期“好”了那么一些。
但根子里的东西,真的改变了吗?
他干的都是得罪人的活。清理朝堂、抄家晋商、整顿卫所、推行盐政触犯盐利、赎买土地触动地主……桩桩件件,都是在从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身上割肉。
表面上,内阁运作顺畅了,直隶官员听话了,可这平静的水面下,有多少双眼睛在冷冷地盯着他,有多少人心怀怨怼,只是暂时蛰伏?
吏治是好转了,但那是建立在高压和部分利益交换(如提高直禄)基础上的“好转”,是表面的服从,远未到心悦诚服、甘愿为朝廷掏空家底的地步。
难道要我赌他们会卖我面子? 崇祯在心里苦笑。
他有什么面子可卖?一个登基以来就麻烦不断、如今又四面楚歌的皇帝的面子?一个刚刚因为强硬政策导致幼子“夭折”的皇帝的面子?他毫不怀疑,一旦下旨劝捐,响应者必定寥寥。
那些阁臣尚书们,或许会象征性地拿出几百两;那些勋贵外戚,能捐出上千两恐怕就要谢天谢地;至于底层的官员,几十两可能都嫌多。
最终凑出来的数目,恐怕比历史上那可怜的二十万两也多不了多少,甚至更少。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少,而在于这个过程本身所暴露的虚弱。
一道圣旨下去,应者寥寥,捐款寒酸——这等于向全天下宣告:皇帝的命令,已经不值钱了;皇帝的威望,已经不足以让他的臣子们心甘情愿地掏出真金白银来共渡时艰。 这对皇权的打击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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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大明1637请大家收藏:()大明1637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尤其是对那些正在观望的地方实力派、对关外虎视眈眈的皇太极、对国内蠢蠢欲动的流寇,都将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大明朝廷,指挥不灵了,离心离德了。
此弊一也,堪称动摇国本。
其次,便是开先例的问题。
这次因为河南大灾,可以劝捐,那下次湖广有水患,陕西又闹饥荒,或者辽东急需军饷,是不是次次都要劝捐?今天可以让百官为国分忧,明天是不是可以要求富商报效朝廷?后天呢?是不是该向普通百姓加征助饷银了?
这口子一开,就再也堵不上了。它会形成一个可怕的路径依赖:朝廷一缺钱,就找官员富户“捐”。而“捐”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临时性、强制性和道德绑架色彩。一次两次,或许还能用“急公好义”的帽子扣着,次数多了,谁还买账?这不再是共渡难关,而是变相的、无法预期的掠夺。固然能暂时缓解财政压力,但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向心力的急剧流失。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崇祯深知这句话在官场和豪门中的分量。他之前的改革,虽然也触动利益,但好歹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多的是改变利益分配的规则和渠道。
而劝捐,尤其是这种针对特定灾难、带有强烈摊派和道德要求的“劝捐”,性质完全不同。它简单、粗暴、直接地从官员和勋贵们的口袋里掏钱,且没有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回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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