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山河所在的监区“号长”,名叫孙德才,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并非因为暴力犯罪进来,而是因为贪污受贿,刑期不短。此人面皮白净,戴着副破旧的黑框眼镜,看起来有几分斯文,但一双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眯着,透着一股精明和算计。他能当上“号长”,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懂得钻营,会来事,能把上面(狱警)打点得舒服,也能把下面(犯人)管得“服服帖帖”——至少表面如此。
孙德才早就注意到了陈山河。这个新来的“9417”名声太大,让他感到了某种潜在的威胁。一个曾经称霸一方的枭雄,哪怕落了难,虎死威犹在。陈山河初来时表现出的沉默和隐忍,孙德才看在眼里,却并未放松警惕。他深知,越是能忍的人,爆发起来就越可怕。浴室风波后,陈山河在犯人中无形建立起的特殊地位,更让孙德才觉得,必须进一步摸清这个人的底细和底线。
他开始利用“号长”的身份,进行更系统、也更隐蔽的试探。
首先是在劳动任务分配上。监狱工厂主要承接外贸服装订单,孙德才故意将一些工序复杂、容易出错、工时又长的“骨头活”分给陈山河。比如,需要极高专注度的锁眼、钉复杂装饰扣等工序。这些活计费眼睛,耗时间,一旦出错不仅影响个人考核,还可能牵连整个小组的评分。
陈山河对此没有任何怨言。他领了任务,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埋头操作着缝纫机。他的手指因为早年干过粗活,并不十分灵活,但他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专注力。别人休息聊天时,他还在反复练习;别人为了赶工可能偷工减料,他却一板一眼,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操作。几天下来,他完成的工序质量竟然排在了小组中上游,出错率极低。孙德才想借劳动刁难他的打算,第一次落了空。
劳动上找不到明显破绽,孙德才开始在生活细节上做文章。
例行检查内务时,他总是会在陈山河的床铺前停留最久,手指在被子棱角上反复摩挲,挑剔着并不存在的褶皱;分发生活物资,如肥皂、牙膏时,轮到陈山河,他手里的东西似乎总是比别人的小一号,或者临期的;晚上学习看新闻的时间,他会故意安排陈山河坐在灯光最昏暗、或者离电视机最远的角落。
这些琐碎的、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扰人清静,却又不足以引发激烈的冲突。
陈山河依旧沉默。被子被挑刺,他就提前半小时起床,花更多时间整理,直到叠得如同刀切斧凿;拿到短少的物资,他从不争辩,默默收下,必要时就用之前赵红梅探视时存下的钱在监狱小卖部补买;坐在角落看不清电视,他就认真听,或者干脆闭目养神,在脑海里复盘自己看过的那些书的内容。
他的反应平静得令人吃惊,仿佛这些针对他的小动作都与他无关。这种近乎麻木的顺从,反而让孙德才心里更加没底。他摸不准陈山河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种未知让他感到不安。
终于,孙德才决定进行一次更直接的试探,触及一个他认为可能是陈山河软肋的领域——他的家人。
一次放风结束,列队回监舍的路上,孙德才踱到陈山河身边,像是随口闲聊,声音却不低,足以让周围几个犯人都听到:
“9417,听说你以前在北林挺风光?老婆孩子也跟着享福吧?现在你进来了,她们在外面……日子怕是不好过哟。”他啧啧两声,语气带着一种假惺惺的惋惜,眼神却锐利地观察着陈山河的每一丝表情变化,“这女人啊,一个人带着孩子,难!指不定哪天就……呵呵。”
这话语里的恶意和暗示,如同淬毒的针,直刺陈山河心底最深处、最不容触碰的角落。关于赵红梅的等待,关于母亲和妹妹的安置,一直是他在这铁窗之内最大的牵挂和最深的隐痛。
陈山河的脚步顿住了。
周围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之前无论孙德才如何刁难都面无表情的陈山河,侧脸上咬肌猛地绷紧,勾勒出硬朗的线条。他缓缓转过头,看向孙德才。
那眼神不再是古井无波,而是骤然凝结的冰,冰层下是汹涌的、几乎要喷薄而出的黑暗浪潮。没有怒吼,没有辩解,只有一种实质般的、冰冷的杀意,如同无形的枷锁,瞬间勒紧了孙德才的喉咙。
孙德才脸上的假笑僵住了,后面那些更不堪的揣测话语生生卡在了喉咙里。他被这眼神钉在原地,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他毫不怀疑,如果自己再敢多说一个字,眼前这个男人会不顾一切地扑上来,哪怕同归于尽。
陈山河盯着他,足足看了三秒钟,然后,极其缓慢地,一字一顿地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如同金属摩擦:
“孙号长,”他用了这个称呼,却带着十足的讽刺,“管好你自己。”
说完,他不再看面如土色的孙德才,转身跟上队伍,步伐稳定,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失控只是幻觉。
但孙德才站在原地,心脏还在狂跳。他终于触碰到了陈山河的底线,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底线之下,隐藏着何等恐怖的力量。他明白,有些线,绝对不能跨过。这次试探,他得到了答案,却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对这个“9417”,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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