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役,唐朝彻底统一了南方,而李孝恭也因平定巴蜀、荆襄、江南的赫赫战功,成为唐初最具威望的宗室将领。李渊曾对大臣们说:“当年萧何镇守关中,给刘邦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如今孝恭平定南方,为我大唐打下了半壁江山,他的功劳,堪比萧何!”
然而,功高盖主往往是功臣的隐患,尤其是身为宗室,更易引发皇权的猜忌。但李孝恭却深谙“避嫌自晦”的道理,平定江南后,他主动向李渊请求辞去行军元帅之职,回到京城长安闲居。回到长安后,他也从不参与朝堂争斗,而是将精力放在修建宅第、收藏古玩上,偶尔与文人雅士饮酒赋诗,从不谈论时政。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许多宗室与功臣都卷入其中,李孝恭却保持中立,既不支持李世民,也不支持李建成——他知道,作为宗室,卷入皇子争斗,只会引火烧身。
李世民登基后,对这位堂兄的沉稳与识趣十分欣赏,不仅没有猜忌他,反而加授他为礼部尚书,继续让他享受五千户的食邑,还将他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二。贞观初年,有人诬告李孝恭“谋反”,李世民亲自调查后,发现是诬告,便对李孝恭说:“你是我大唐的功臣,又是宗室至亲,我怎么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为了安抚李孝恭,李世民还特意赐给他一把宝刀,说:“这把刀,既是赐给你的荣耀,也是我对你的信任——以后若有人再诬告你,你便用这把刀,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孝恭晚年愈发低调,他在长安的宅第宏伟壮丽,却从不接待宾客,也很少出门。他常对家人说:“我出身宗室,又有平定江南的功劳,能有今日的富贵,已是万幸。若再贪图权势,恐有不测之祸。”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李孝恭病逝,享年五十岁。李世民得知后,悲痛不已,下令辍朝三日,追赠他为司空、扬州都督,谥号“元”,还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将他陪葬昭陵——这是唐初功臣的最高荣誉,象征着他与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深厚情谊。
李孝恭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宗室名将”的理想形象:他既有宗室的身份优势,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又有实打实的军事才能,凭功绩立足,而非靠血缘混资历;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平定南方半壁江山,加速了唐朝的统一进程;在朝堂上,他懂得避嫌自晦,不贪权、不恋位,始终保持低调,最终得以善终,避免了许多宗室功臣“功高震主、身遭横祸”的悲剧。
后世对李孝恭的评价极高,《旧唐书》称他“性豪奢,好游宴,然宽恕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既肯定了他的军事功绩,也赞扬了他的品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将他与李世民、李靖并列,认为唐初统一战争中,“北方之功归于太宗,南方之功归于孝恭”。如今,在陕西昭陵的陪葬墓群中,李孝恭的墓虽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这位唐初宗室名将的荣光——他用一生的智慧与功绩,在唐初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世宗室功臣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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