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的香港,已彻底沦为被炮火犁过的人间炼狱。日军炮弹如同死神的镰刀,反复收割着城市残存的生命力。自来水系统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街头巷尾堆积着瓦砾与来不及收殓的尸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与尸体**的甜腻恶臭。昔日繁华的“东方之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与在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蝼蚁。
黛与“账房”最新的联络点,设在一处已被炮火掀掉半边的仓库地下室里。这里潮湿、阴冷,仅靠一盏依靠汽车蓄电池点亮的孤灯提供照明。雨水混合着渗漏的泥浆,沿着破损的阶梯缓缓流淌,发出令人烦躁的滴答声。地图铺在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上,“账房”的手指,带着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冷静,点在已被红圈锁定的“十二月四日至七日”这个时间范围上。
“时间窗口已经狭窄,”“账房”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显得异常清晰,带着金属般的质感,“现在,我们必须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废墟中挖掘出那个确切的‘遗址’——周景明与‘布朗先生’签署密约的具体地点。”
他环顾四周,仿佛在凝视着整个战火纷飞的香港:“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殖民政府机能瘫痪,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常规的、安全的会面场所变得极不可靠。选择哪里,既能保证绝对的隐秘,又能符合周景明身份地位带来的行为逻辑,同时还能让‘布朗先生’(即‘账房’自己)感到足够的掌控力?这需要逆向重构他们当时的处境与心态。”
经过对周景明生活习惯、社交网络、资产分布以及“账房”自身行动轨迹的反复推演,三个最有可能的地点选项,被逐一列出,进行冷酷的剖析。
选项一:山顶卢吉道某隐秘别墅。
· 支持理由: 这是他们上一次重要会面的地点,具备成熟的安防措施(由“账房”控制)和绝对的私密性。符合周景明作为精英官僚对“高端”、“隐秘”场所的心理需求。在此签署涉及巨额资产和身家性命的文件,在氛围上具有“仪式感”和“安全感”。
· 反对理由/风险: 战争阴云下,通往山顶的道路已成为军事管制区和轰炸重点,通行风险极高,且极易留下行车记录。周景明在最后时刻频繁前往山顶,可能引起其司机、家人或日方监视者的额外注意。过于“经典”的地点,也可能在潜意识里被对手优先排查。
· 象征意义: 权力的顶峰与极致的孤立。在此签署的协议,如同在悬崖边缘达成的交易,华丽而危险。
选项二:中环某会员制俱乐部(如香港会或上海银行俱乐部)。
· 支持理由: “大隐隐于市”。利用周景明作为常客的身份,在人来人往的俱乐部中,选择一个隔音的私人包间进行短暂会面,反而可能因为其“公开性”而降低嫌疑。符合周景明维持表面正常社交活动的行为模式,便于解释其行踪。俱乐部的人员复杂背景,也能为会面提供天然屏障。
· 反对理由/风险: 隔墙有耳。即使在私人包间,也无法完全排除被侍应生、其他会员或敌方渗透人员偶然察觉的风险。俱乐部本身可能在战火中受损或被征用,留下物理证据。对于“账房”而言,在此类半公开场合进行终极交易,其掌控力相对较弱。
· 象征意义: 殖民秩序的余晖与公开的隐秘。在旧世界的沙龙里,签署埋葬旧世界的契约,充满反讽的意味。
选项三:南区深水湾或浅水湾的私人游艇会。
· 支持理由(创意元素): 这是一个看似冒险,实则精妙的心理盲区。战争前夕,私人游艇会异常冷清,几乎被人遗忘。会面可以安排在某一艘特定的、由“账房”暗中控制的游艇上。四面环海,杜绝了窃听和近距离监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理隔绝。会面结束后,“账房”甚至可以直接从海上离开,不留任何陆路痕迹。对于周景明而言,以“疏散财产”或“检查船只”为由前往游艇会,也符合其富人身份和战前恐慌下的合理行为。
· 反对理由/风险: 依赖于天气和海况,不确定性增加。周景明是否熟悉并愿意在如此“非常规”地点进行关键会面?游艇会本身可能已被日军侦察机标记,存在遭遇空袭的极小概率风险。
· 象征意义: 流动的疆域与末路的逃途。在即将被封锁的海域上,商讨未来的流亡之路,地点本身就成为协议内容的最佳注脚。
“账房”和黛从不同角度对这三个选项进行审视。
· 从周景明的角度: 他渴望安全、隐秘,同时需要维持体面。选项一(山顶)和选项二(俱乐部)都可能符合他的偏好,但选项一的风险在战时显着增高。选项三(游艇)可能初时令他不安,但在“账房”的引导和战局的压迫下,他很可能被说服,甚至觉得那更具“传奇色彩”和“保障”(联想到协议中的海上撤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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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沪上奕请大家收藏:()沪上奕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从“账房”的角度: 他追求绝对的控制与行动后的痕迹消除。选项一(山顶)虽控制力强,但进出痕迹难消。选项二(俱乐部)控制力最弱。选项三(游艇)在控制力和痕迹消除上达到最佳平衡,符合他“善弈者谋势”的风格。
· 从现实可行性角度: 选项二(俱乐部)在炮火中维持运营的可能性存疑。选项一(山顶)的通行在最后几天已极度困难。而选项三(游艇会),虽然冷清,但其基本设施(码头、少量值守人员)在签署日期前大概率仍能运作。
· 从潜在证据角度: 选项一和选项二,可能留下俱乐部签到记录、别墅佣人或俱乐部侍应生的模糊记忆。而选项三,依赖于游艇会的访客日志(可能已遗失)和少数船员的口供(更易于控制或转移)。
“《战国策·齐策五》有言:‘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账房”沉吟道,“在当时那个‘时势’下,常规的‘权藉’(场所)都已不可靠。寻求超乎寻常的隐秘和掌控,是必然选择。从行为逻辑、风险控制和我的个人风格判断……”
他的手指,最终缓缓地点在了地图上,南区那片蔚蓝海域旁的游艇会标志上。
“这里的可能性,最高。”
黛凝视着那个被点中的坐标,仿佛能感受到那份密约在海浪颠簸中被签署时,所承载的绝望、贪婪与孤注一掷。地点,如同拼图的最后一块,一旦嵌入,那段隐秘的历史便将清晰地浮现出来。然而,确认它,还需要最后的、决定性的证据。他们的目光,同时投向了窗外那片被战火与浓烟笼罩的、未知的南方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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