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军战俘管理司,某铁路修筑营地,清晨
天刚蒙蒙亮,刺骨的寒风就卷着冰碴子抽打在脸上。高市和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日军俘虏,被尖锐的哨音和看守不耐烦的吆喝声从四面漏风的简易窝棚里驱赶出来。崭新的一天,意味着又一个在皮鞭(不一定真的落下,但威慑力十足)、呵斥和无尽疲惫中挣扎的日子。他们像一群被抽走了灵魂的牲口,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领取今天赖以活命的配给:三个粗粝冰硬的窝窝头,三碗能照见人影、几乎没有米粒的稀粥。
这点热量,对于即将从事的开山、碎石、抬轨、夯土等高强度体力劳动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许多俘虏端着粥碗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饿和累的结合。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已经让大多数人连抱怨的力气都所剩无几,眼中只剩下麻木的求生欲和对远方故国那日益渺茫的期盼。
“八嘎……”一个叫加藤惠的俘虏,看着手里能砸死狗的窝窝头,终于还是没忍住,将扛着的铁锹狠狠掼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也引来附近看守警告的一瞥。他压低声音,对着旁边同样面黄肌瘦的高市和小林嘟囔,语气里充满了不解和怨恨:“国内那群马鹿……到底在干什么吃的!不是说已经给北方军发去电报,要求赎我们回去了吗?这都过去多久了?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们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高市小口小口地啃着窝窝头,仿佛在品尝什么珍馐,闻言抬起头,眼里也是同样的困惑和渐渐熄灭的希望:“是啊……当初投降的时候,师团长……还有那些联队长,不是亲口向我们保证,只要放下武器,暂时忍耐,国内一定会想办法赎我们回去的吗?为什么现在连一点音讯都听不到?难道……难道国内真的不管我们了?”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
旁边一个消息相对“灵通”些的俘虏小林,左右看了看,凑近两人,用几乎耳语的声音说:“别提师团长了……那个马鹿,昨天可惨了。”
“怎么了?”高市和加藤都看向他。
小林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神情,像是幸灾乐祸,又像是物伤其类:“他想吃肉……大概是闻到炊事班那边飘来的味道了,发疯似的闹,说自己是指挥官,应该得到更好待遇,还把发下来的窝窝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烂了。”
“然后呢?”
“然后?”小林撇撇嘴,“俘虏营的王营长直接带人过来,把他从地上揪起来,话都没问,‘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子,扇得他原地转了一圈。”
“两个耳光?那也不算……”加藤觉得这惩罚对于“侮辱粮食”和“闹事”来说,似乎还算“常规”。
“嘿,别急啊。”小林打断他,眼里闪着光,“营长打完就走了。可炊事班那群大爷不干了!他们觉得这老鬼子糟蹋粮食,还是在他们的‘地盘’上,是打他们的脸!好家伙,十几个炊事兵围上来,一人‘赏’了师团长两个耳光,说是‘帮营长教育教育’!那场面……噼里啪啦跟放鞭炮似的!我亲眼看见,师团长后槽牙都被扇飞出来两颗!现在脸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话都说不利索了,还得照样出来干活!”
高市和加藤听得目瞪口呆。虽然知道军官在俘虏营里也没什么特权,但被一群伙夫轮流扇耳光打到掉牙……这画面实在太具有冲击力,也太荒诞了。
“而且……”小林又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我发现,北方军这些人,好像……不太乐意打我们这些普通士兵。”
“啊?为什么?”高市不解。
“觉得掉价吧?”小林猜测道,“我观察过,看守和监工对我们,虽然呼来喝去,动不动威胁要枪毙,但真动手打人的次数不多,除非偷懒被抓现行或者闹事。但他们打军官……尤其是以前军衔高的,那是真不手软!耳光都是轻的,有时候找个由头就上脚踹。咱们联队长,我听说就因为站队时慢了半拍,被一个排长叫出来,当着全联队俘虏的面,来回扇了好几个来回,脸都打紫了。”
高市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们这些底层士兵,虽然活重饭少,但除了个别脾气暴躁的看守,确实很少被专门针对性地殴打羞辱。而那些曾经的“太君”、长官们,却似乎成了北方军士兵某种特殊的“出气筒”或“娱乐对象”。
“可能是觉得打我们这些小兵没意思,显示不出他们的威风?”加藤惠苦中作乐地猜测,“打将军、打大佐,才有成就感?”
这个发现并没有让俘虏们感到多少安慰,反而增添了一种更诡异的屈辱感和阶级错位感。往日需要仰望、动辄对下属“八嘎”耳光伺候的长官们,如今成了最底层的受辱者;而他们这些曾经的“炮灰”,反而因为“不值得打”而获得了一种荒诞的“相对安全”。这种扭曲的境遇,进一步消磨着他们对旧有等级体系的敬畏,也让他们对未来的命运更加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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