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未眠的筹划与辗转,凌晨匆忙的赶路。当陈砚背着他那略显沉重的行囊,站在太行山革命纪念馆灰白色的石阶前时,上午九点的阳光正穿透山间薄雾,洒在这座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建筑上。空气清冽,带着山林特有的草木清香,与沂蒙的温润、清苑的干爽又自不同,更多了几分北地山岳的苍劲与肃穆。
纪念馆坐落于太行山腹地一处地势稍缓的坪坝上,背靠巍峨青峰,门前松柏成行。建筑风格庄重朴素,巨大的花岗岩基座和深灰色的外墙,与背后雄浑的山体融为一体,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厚重历史。
陈砚深吸一口气,拾级而上。他手中紧握着一个文件袋,里面是老郑发来的关于张正坤档案的关键页复印件,以及他本人整理的军号流转脉络图。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着,既有对即将展开新探寻的期待,也有一丝面对未知的谨慎。
馆内大厅开阔明亮,正中央是一组反映八路军将士与太行人民并肩战斗的大型浮雕,气势磅礴。咨询台后,一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听完陈砚的来意——寻访1944年八路军指挥员张正坤的相关史料,并希望与馆内研究人员交流——后,态度热情地拨通了一个内线电话。
片刻后,一位头发花白、身材清瘦、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的老同志从侧面的办公区快步走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眼神锐利而专注,浑身透着一种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沉淀下来的沉静气质。
“陈砚同志?你好你好!我是赵建国,馆里的研究员,主要负责抗战时期太行山根据地军事史的整理研究。”老同志伸出布满老茧却温暖有力的手,与陈砚紧紧一握,“电话里说,你带来了关于张正坤团长的资料?还有……一把特别的军号?”
“赵老师您好,打扰您了!”陈砚连忙回应,从文件袋中先取出老郑发来的档案复印件,翻到第37页,指向关于张正坤吹响刻有“守土”字样军号的那段记述。
赵建国接过复印件,扶了扶眼镜,凑近细看。他的目光在那几行字上停留了足足有一分钟,脸上的表情从平静变为惊讶,继而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他抬起头,眼神灼灼地看向陈砚:“‘守土’……真的是‘守土’二字?那军号……”
陈砚立刻从背包的专用保护套中,取出那把黄铜军号复制品——当然,他无法携带可能涉及敏感时空关联的原物或高仿品,但这把依据清苑、沂蒙线索复制的号,其形制、特别是号嘴下方特意请匠人仿刻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守土”二字阴纹,足以作为关键的参照物。
他将军号递给赵建国,并指出了“守土”刻字的大致位置。
赵建国的手微微颤抖着接过军号,他没有立刻去看刻字,而是先仔细端详着号身的整体形态、铜泽、那些仿旧的磨损痕迹,仿佛在确认一件失散多年的老友。然后,他才凑近灯光,眯起眼睛,极其小心地检视号嘴下方。当他终于看清那若隐若现的“守土”二字阴刻时,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难以置信的呼气声。
“是它……没错,就是这个形制,这个感觉……”赵建国喃喃道,抬起头时,眼中已隐隐泛起水光,“陈同志,你跟我来!去我办公室,不,去档案查阅室!那里有东西!”
他顾不上多说,捧着军号复印件,引着陈砚快步穿过纪念馆的走廊,来到一间安静而略显拥挤的房间。房间里排满了深色的档案柜,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味道。靠窗的长条桌旁,已经有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在查阅资料。
赵建国示意陈砚稍等,自己走到一个标着“军分区战史·卷三”的柜子前,熟练地取出一本厚重泛黄、线装的大开本册子。他将其小心地摊在桌上,快速翻动着纸页,纸张发出清脆的哗哗声。
“找到了!”赵建国手指点在一页密密麻麻的竖排繁体字上,“你看这里!《太行山八路军作战史》内部编撰稿,1944年10月战事纪要。”
陈砚凑近看去,只见上面记载:
“……敌寇集重兵于十月上旬,对我太行第三军分区实施所谓‘铁壁合围’式扫荡。我分区独立团在团长张正坤指挥下,采取‘敌进我进,分散游击,伺机歼敌’之灵活战术,周旋于群山之间。该团官兵训练有素,尤以通讯联络迅捷着称。每逢战况紧急或部队分散之际,张团长常亲执军号,以不同号音调遣部队、指示方向、鼓舞士气。官兵闻其号声,如臂使指,士气大振。民间遂有‘张团长的号声比鬼子的炮声还灵’之誉传……”**
“看到了吗?”赵建国激动地指着“亲执军号”几个字,“档案里说的‘随身携带的军号’,和这里对上了!张正坤团长确实有一把经常使用的、对他指挥作战至关重要的军号!而且,”他翻到另一页,那里有一张手绘的、极其简略的太行山第三军分区部分区域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一些箭头和符号,“他的独立团当时活动范围,就包括狮子岭一带!档案里说的突围战,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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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他来自1931请大家收藏:()他来自1931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线索环环相扣,相互印证!陈砚的心跳再次加速。他追问道:“赵老师,关于这把军号的来历,张团长有没有提过它是怎么来的?比如……是否由其他部队或同志转赠?”
赵建国摇了摇头:“正式的战史记载里没有提及军号的具体来源。这类细节,往往存在于当事人的回忆或更私密的记录里。”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不过,陈同志,你来得正好!张正坤团长当年的警卫员,李石头同志,现在还健在! 就住在山下的石头村。老爷子今年快百岁了,身体硬朗,记忆清晰,是那段历史的活字典!他肯定知道更多关于这把军号,关于张团长的故事!”
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亲历者的口述,是任何档案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太好了!赵老师,您能帮忙联系一下李石头老人吗?”陈砚急切地问。
“当然!我这就打电话去村里问问。”赵建国毫不迟疑,走到办公桌旁拿起电话。等待接通的间隙,他看着陈砚手中的军号照片,感慨道:“张团长是湖南人,性子刚烈,打仗勇猛,但爱兵如子。他的号声,在战士们心里,就是命令,更是定心丸。听说,原来的号手牺牲在一次遭遇战后,张团长就把军号要过来自己带着,他说‘号在,指挥就在,部队的魂就不能散’。战士们私下都说,听团长的号声,比听任何战前动员都提气!”
电话接通了,赵建国用当地方言与对方(似乎是村支书或李老的家人)交谈起来,语气恭敬而热络。陈砚在一旁静静等待,目光再次落到桌上摊开的《太行山八路军作战史》上。
这时,赵建国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边听着电话,一边从桌边一个标注着“照片档案·拥军支前”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用半透明硫酸纸保护着的黑白老照片。他示意陈砚过来看。
照片尺寸很小,已经严重泛黄,边缘破损,但人物和场景尚算清晰。背景似乎是一个简陋的农家院落,积雪未化。居中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臃肿棉军装、头戴八路军帽的军人,面容棱角分明,目光炯炯,正是年轻时的张正坤。他身旁和身后,围着七八个穿着厚棉袄、头裹毛巾的村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脸上都带着朴实的笑容。
赵建国指着照片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靠墙放着一架简陋的木制纺车,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大娘正坐在纺车前,一只手似乎还扶在纺锭上,侧脸望向镜头,笑容温和。
“看这里,”赵建国低声说,电话那头似乎还在确认着什么,“这位是王大娘,石头村当年的拥军模范。这架纺车,就是她的。1944年冬天,部队物资极度困难,尤其是过冬的棉衣、绑腿、手套,缺口很大。王大娘就发动村里几乎所有的妇女,日夜不停地纺线、织布、缝制。张团长带领部队在附近休整时,经常去看望她们,还派战士帮忙挑水、劈柴。这张照片,就是那时拍的。王大娘和张团长,交集不少。她或许……也知道一些关于军号的事,或者,听过张团长提起它的来历。”
照片中的纺车,静静地停驻在历史的角落。王大娘温和的笑容,与张正坤刚毅的面容,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前线与后方,战斗与生产,再一次在具体的细节中紧密联结。
就在这时,赵建国结束了通话,脸上露出笑容:“联系上了!李石头老人听说有人来问张团长和军号的事,很愿意聊聊!他家人说,老爷子精神头很好,下午就可以见!陈同志,我们准备一下,午饭后就出发去石头村!”
新的篇章,就在眼前。亲历者的记忆之门,即将为他敞开。陈砚用力点了点头,小心地将那张带有纺车的合影照片用手机拍下。太行山的探寻,在这一刻,踏出了坚实而充满希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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