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机地脉道 第54章 地天泰初九、九二、九三爻辞

地天泰初九、九二、九三爻辞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刚明之才，居于下位，遇泰之时,志而上 进,遇同志而行同道，因同类而进,吉。凡君一 子小人都须赖同类以助，未有人能独立而不须朋类之助。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同类相聚，如拔茅之根相章连同欲上进。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为将位，以刚明之才，五为柔顺而得 君位，上下之专信建立，此位乃治泰者，故治 泰之道，主将位而能包荒，如人情放肆所为, 则政令缓，法度废弛，治此之道，必有包含荒 秽之量，详密施政，去其弊端，则人安之。处 泰之道，人之常情习于久安，惰于因循，不敢 变更，用冯河，乃奋发改革之意，虽至小至微 之事亦不可遗漏，自古立法治事，牵于人情， 卒不能行者多矣。如禁奢侈则害近戚，限田宅， 则防碍贵族之家，此治泰之难。遇治泰，须禀 持公正之态度，即中行意。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有包含荒秽之量，又配合中行之德，其道 则明显光大。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 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居诸阳之上，乃泰之盛时。圣人为之戒， 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戒 之。故当此时,不敢安逸，居安思危，则无灾。 故处泰之道须能坚贞,可常保泰。自古以来隆 盛皆因内失道而丧败下来。

象曰：无不复，天地际也。

阳降于下，必复上，阴升于上，必复下， 此示人明天地交泰之道不常存之理也,圣人戒 之。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周易·泰卦》初九爻以"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开篇，这句看似简单的自然现象描述，实则蕴含着华夏文明对群体协作最原始的哲学认知。当古人在田埂间拔出连根的茅草时，那相互纠缠的根系（茹）与聚集生长的特性（汇），恰似人类社会发展的隐喻——个体的力量犹如单根茅草般柔弱易折，唯有通过某种无形的"根系"联结成整体，方能在生存竞争中获得"征吉"的光明前景。这种植根于农耕文明的集体意识，与古希腊城邦文明强调的个体英雄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基因中最深刻的分野之一。

追溯中国历史长河，群体协作的智慧在王朝更迭中不断被验证。商汤在鸣条之战前，以"葛伯仇饷"为由联合诸侯，其动员三百六十个方国组成的反桀联盟，恰似茅草根系般将分散的政治力量编织成不可阻挡的变革洪流。考古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比"字频繁出现，正印证了商代"比邑"制度下的政治联盟传统。周文王在羑里演易时，将这种联盟策略升华为"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的卦象智慧，其在渭水之滨礼聘姜尚后，通过"阴修德行善"争取诸侯拥护，最终形成"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战略格局。这种"以其汇"的政治智慧，在《逸周书》记载的"大会诸侯于孟津"事件中达到顶峰——八百诸侯不期而遇的默契，正是群体共识凝聚成的历史合力。

在思想演进的维度，儒家与道家看似对立的主张，实则在群体协作层面达成奇妙共鸣。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孟子发展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战争观，将群体凝聚力提升至制胜要素的高度；道家虽主张"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但《道德经》"三十辐共一毂"的比喻，恰恰揭示了个体在系统中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这种思想融合在汉代演化为"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念，在宋代则体现为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升华为本体论层面的哲学命题。当我们把视线转向现代商业文明，硅谷创投圈盛行的"团队基因匹配"理论，本质上是"以其汇"的数字化演绎——红杉资本沈南鹏强调的"投赛道不如投人"，Y Combinator孵化器的"批量创业"模式，都是通过优化群体结构实现创新效能的几何级增长。

初九爻更暗藏着领导力养成的密码。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在窃符救赵前广纳门客三千，其"仁而下士"的作风不仅积累政治资本，更构建起战国时期最庞大的情报网络——当赵国邯郸告急时，正是市井屠户朱亥与看门老头侯嬴组成的"草根智囊团"，提供了扭转乾坤的奇策。这种"汇贤"智慧与《孙子兵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治军思想形成战略呼应，正如现代管理学中的"群体动力学"理论所示：群体初期凝聚力的形成，需要同时满足成员的情感归属需求（如信陵君与门客的知己之交）和价值实现需求（如侯嬴"北乡自刭"以报知遇之恩的精神满足）。MIT媒体实验室的"原则式领导"研究进一步验证，成功的团队领导者往往扮演"根系枢纽"角色——既像茅草的匍匐茎般连接各个节点，又能像块茎一样为系统储存养分，这种"连接者-滋养者"的双重身份，正是初九爻"征吉"的现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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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天机地脉道请大家收藏：()天机地脉道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如果说初九爻揭示了组织构建的基础逻辑，那么九二爻"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则展现了系统治理的更高智慧。"包荒"二字，将蛮荒之地包容进来的意象，突破了简单的宽恕或妥协，构成中国治理哲学中"和而不同"的原型。这里的"荒"不仅指地理空间的未开化区域，更隐喻着异质思想、边缘群体与新兴事物。在甲骨文卜辞中，"荒"字写作"艹 巟"，象征着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而"包荒"则如同农夫开垦荒地般的转化智慧——非暴力征服，而是建设性吸纳。这种治理理念与西方殖民史上的"文明开化"运动形成本质区别，后者往往伴随文化灭绝，而"包荒"的精髓在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智慧。

唐代贞观年间的政治实践堪称"包荒"哲学的典范。当突厥颉利可汗被李靖俘获后，唐太宗力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众议，在长安安置突厥降众近万家，并任命其贵族担任将军、中郎将等职，甚至允许阿史那思摩率领部分部落回归漠南。这种"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安置政策，使得长安城一度成为拥有突厥、鲜卑、吐蕃等二十多个民族的国际都市。考古发现的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生动展现了各国使节朝觐的盛况，其服饰细节印证了《通典》记载的"四夷来朝"景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制度创新——唐代首创的"羁縻州"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保留原有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仅通过册封首领实现间接统治，这种弹性治理模式比西方"委任统治"早了一千余年，却蕴含着更先进的文明对话智慧。

元代的文化包容则呈现出另一种"包荒"形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下令在大都设立回回司天监，由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编译出融合阿拉伯历法与中国传统的《万年历》；秘书监中收藏的《几何原本》阿拉伯文抄本，成为中西数学交流的见证；甚至在饮食文化上，宫廷食谱《饮膳正要》收录的"马思答吉汤"（用阿拉伯香药制作的肉汤），昭示着不同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融。这种开放心态源于蒙古帝国的"四等人制"表面下的实用主义——当科举制度一度废止时，精通天文、医药、工程的色目人反而获得更多施展空间。正如拉施特《史集》记载，忽必烈曾对大臣说："世间有无用之废物，而无不可用之人才。"这种超越种族偏见的人才观，使得元代科技文化呈现出多元迸发的奇观，郭守敬的《授时历》、王祯的《农书》、朱思本的《舆地图》，都是不同文明要素融合的结晶。

当代新加坡的"多元一体"政策则是"包荒"哲学的现代演绎。这个由华人（74.2%）、马来人（13.3%）、印度人（9.1%）及其他族群构成的城市国家，通过"组屋种族配额制"确保居住融合，用"新加坡文化奖"扶持传统艺术，设立马来语、泰米尔语电视台满足多元文化需求。更精妙的是其"胡姬花命名体系"——将国花卓锦·万代兰与各族群文化符号结合，如以"茉莉花胡姬"致敬华族，"班加拉胡姬"代表印度裔。这种制度设计恰似精密的钟表齿轮，既保持各文化组件的独立性，又通过宪法规定的"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行政语、母语为族群语"的语言政策实现啮合运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调研显示，其族群和谐指数在多元社会中位居全球前列，印证了"包荒"治理在现代社会的可行性。

然而"包荒"并非无原则的纵容，其动态平衡需要"用冯河"的改革勇气来维系。"冯河"即徒步涉水，象征着直面险阻的决绝行动。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遭遇的不仅是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抨击，更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阳奉阴违。当他派遣"提举常平官"到各地强制推行时，地方官员往往将青苗钱变成"半强制贷款"，甚至出现"上户不愿请，下户不敢请"的怪象。这场改革悲剧揭示了"冯河"行动需要配套的系统支持——就像徒步过河者需要手杖与绳索，激进改革需要制度护航。相比之下，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则展现了渐进式"冯河"的智慧：瑞典从1932年社会民主党执政开始，通过"工资 solidarity"政策（压缩行业工资差）、累进税制改革、全民医疗保险等措施，用半个世纪时间逐步构建起福利体系。其关键在于建立了"三方协商机制"（政府、雇主协会、工会），将改革阵痛分散到各利益相关方，这种"边行边试"的策略，恰似在河水中摸索前行时的步步为营。

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得尚于中行"的中庸智慧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中行"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动态平衡。当新加坡政府在1980年代推行"讲华语运动"时，并未禁止方言使用，而是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等柔性手段引导；当德国在接纳叙利亚难民时，既设立"融入课程"帮助难民适应，又通过《移民法》修订保障本土居民权益——这些实践都印证了"中行"智慧的现实价值：在开放与保守之间寻找支点，在变革与稳定之间把握节奏，在多元与一体之间维持张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所警示的，过分强调单一身份认同会导致文明冲突，而"中行"之道正是破解这种困境的文化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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