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型藏在卦象的排序里:《连山》的艮卦之后,跟着象征河流的坎、象征火焰的离,是自然元素的线性罗列;《归藏》的坤卦之后,接的是象征母亲的“姤”(??)、象征生育的“复”(??),充满了人文温度。坤卦作为首卦,其爻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将大地比作母马,温柔却坚韧,这与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形成对比——前者是包容的母性,后者是威严的父权,共同构成了殷人“敬天法祖”的精神世界。当殷人在祭祀时念出“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他们其实在说:大地(坤)不仅孕育庄稼,更孕育了祖先,而祖先的智慧,都藏在这些卦象里,等待后代去“归”去“藏”,去传承。
三、《周易》:乾天为纲,礼乐文明的哲思觉醒
岐山脚下的周原,秋阳透过窗棂,照在周公旦手中的竹简上。竹简上的“乾”卦(?)墨迹未干,六道横线如阶梯般排列,他指尖划过最下面的“潜龙勿用”,又停在最上面的“亢龙有悔”,陷入沉思。窗外,诸侯们正按爵位高低排列,礼器的摆放严丝合缝,乐官调试的编钟发出“宫商角徵羽”的有序音阶。这场景与竹简上的卦象奇妙重合:乾为天,象征君权的至高无上;坤为地,代表臣属的恭敬顺从;六爻的升降,恰如礼制中等级的流转。《周易》的诞生,标志着华夏思维从“问天问祖”转向“问己问理”,那些线条不再只是自然的镜像或祖先的启示,更成为探索宇宙规律与人生智慧的钥匙。
以乾卦为首的变革,是周人对“秩序”的终极表达。取代殷商后,他们不再满足于祖先崇拜的温情,而是要建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宇宙法则——天在上,地在下,君在上,臣在下,父在上,子在下,这种秩序不仅存在于人间,更存在于天地万物间。这种法则体现在卦象的推演中:《连山》的占卜是“见山言山”,看到艮卦便想到具体的山峰;《归藏》是“见祖言祖”,占到坤卦便想起某位先妣;《周易》则能“见微知着”——从“潜龙勿用”的隐忍,到“见龙在田”的崭露,再到“飞龙在天”的通达,六爻的变化不再依赖巫术解读,而是蕴含着“时”与“位”的辩证:何时该蛰伏,何时该行动,何时该谦退,都藏在爻位的流转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藏在六十四卦的流转里。泰卦(??)象征天地交泰,万物亨通,但若一味顺遂,到了上六爻便会“城复于隍”,盛极而衰;否卦(??)看似天地不通,困顿艰难,却在初六爻便埋下“拔茅茹,以其汇”的转机,预示着团结就能走出困境。周人从商代灭亡的教训中悟到:没有永恒的吉,也没有永恒的凶,关键在“变”——这种“变”不是盲目妄动,而是顺应时势的调整。商人占得凶卦会恐慌祭祀,周人却会思考“如何变凶为吉”:当占得“明夷”卦(??),象征光明受损,他们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践行“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的坚守,在困境中等待时机。
当孔子晚年韦编三绝,反复研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卦辞时,他其实是在为这种思维注入伦理内核——乾不再只是天,更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坤不再只是地,更是为人应有的德行。这种转化让《周易》从占卜之书升华为哲学宝典,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潜龙勿用”的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利涉大川”的担当;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是“革故鼎新”的突破。
从夏到周,三易的流转恰是华夏思维的成长史:《连山》像个孩童,用好奇的眼睛描摹山川,将世界理解为可触摸的具体;《归藏》像位青年,在祖先的故事里寻找身份,让精神有了栖息的家园;《周易》则像位长者,在变与不变中悟透了生存的智慧,将经验升华为哲理。如今,《连山》《归藏》虽已失传,但其基因仍藏在《周易》的字里行间,藏在中国人“道法自然”的生存观、“慎终追远”的亲情观、“守正创新”的处世观中,成为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思维密码,在千年流转中,始终指引着我们如何与自然相处、与传统对话、与自我和解。
从历史的幻思,说笑耳,就象悟,既有渐悟,也有顿悟,突变产生的故事,戏作,勿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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