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惊天大劫案 第254章 接到了，多谢！

汪局长放下电话，身旁妻子忧心忡忡道：“老头子，你得掂量清楚啊……”

此时，另一部手机响了——是警方打来的。

“汪局长，现在什么情况？”

汪局长脸色微变，压低声音：“啊……没、没什么情况，还在去石弓集的路上，他们还没来电话。”

警方叮嘱：“如有情况，方便时立刻告知。”

汪局长满口答应。

电话那头的警方，千余警力已悉数就位，只待他的信号。

然而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汪局长改变了主意。

他暗想：警匪双方皆在暗处，唯我一家人暴露于明处当靶子……

罢了，安全第一。

他选择了与警方“捉迷藏”，临阵悄然改变了配合的打算。

过不多时，邓永良再度来电：“继续往前开，见一棵缠着卫生纸的树，就在那儿拐下国道，一直走到底。”

汪局长依言而行，并未将动向告知警方。

他十分配合地驾车驶至河边。

接下来的流程与以往如出一辙：停车、开门、亮灯。

周向阳二人潜伏观察了十多分钟，未见异状，便让汪局长寻到藏匿的脸盆，将赎金放入。

不得不说，局长夫人确有心计——钱放妥后，她伸手便从盆中抽出一沓，迅速揣入衣兜。

能少给一点是一点。

对岸邓永良收拉绳索，不多时便将脸盆拽至面前，打开一看确是成叠钞票，遂让汪局长一行离开。

周向阳二人随即与吴宝玉、韩磊会合。

几人驾车将两名人质弃于路边一处农家院的草垛中，邓永良电话通知汪局长前往接人。

车子驶离途中，他们打开钱袋清点，共计十五万六千元——局长夫人那一抽，整整抽走了四千。

周向阳等人倒不在意，这点差额无伤大雅。

欣喜之余，邓永良又致电汪局长：“孩子接到了吗？”

对方语气中透出如释重负：“接到了，多谢！”

邓永良轻笑道：“不必客气。待我们日后发达，再报答您的‘借款之恩’。”

汪局长连声应道：“没事，没事。”

这番对话，多少透出这位局长的想法：钱财终究身外物，孩子平安最要紧。

至于对警方的承诺，早已抛在脑后。

警方那边，千余人在寒冬旷野中苦候整夜，始终未得信号。

一名负责人忍不住拨通电话：“汪局长，情况有变？”

局长略带歉意道：“有点变化……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交易完成了吗？”

“钱给了，孩子也放了。”

警方愕然：“您怎么没通知我们？”

汪局长只道：“人平安就好。我们都到家了，没事了。”

这一记“鸽子”放得警方措手不及，负责人气得几乎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

就在他们恼火之际，周向阳一伙已抵达睢县，正兴高采烈地分赃。

周向阳、邓永良、吴宝玉各得四万，韩磊与张国强各得两万。因缺了四千，差额从活动经费中补足。

张国强因提前离开，其份额暂由周向阳保管。

分罢赃款，几人情绪高涨。

吴宝玉用力拍着钞票笑道：“真不赖！这‘年份子’够劲！”

韩磊叼着烟，摸着那两万元感叹：“不容易啊……跟了这么多回，总算开胡了。”

周向阳亦感欣慰：“过几日我回云南。年前就这样吧，大家好好过年，年后再大干一场。”

韩磊接话：“向阳，我也想去云南玩几天，春节前回来。”

周向阳爽快应允。

邓永良则掏出一千元递给韩磊：“回来时捎些土产，我给孩子们备点年礼。”

临别前，尚有几事需安排：

周向阳带走两支五四式手枪及一枚手雷，其余枪弹交由吴宝玉藏于睢县租屋；

另一件是要处理那辆用于绑架的昌河面包车——此车系去年在江苏丰县所劫，已用了十五个月，车头尚有周向阳走火打出的弹孔，必须销毁。

周向阳与邓永良随即将车开至萧县朱楼镇偏僻处，浇油点燃。

火光窜起时被人远远瞥见，二人迅速逃离。

最后一事，也是周向阳最着急的——退掉涡阳的租屋。

他对邓永良郑重道：“这房子必须尽快退掉。其实在涡阳做完第一桩案子就该换地方，已经破了规矩。如今又做一桩，非换不可。你泡妞我不管，也信你能处理干净，但连续在同一地方落脚，实在危险。这些年，我、宝玉、韩磊，谁都没坏过这规矩。”

邓永良嘴上应承：“行，回头就退。你放心，我何时出过岔子？”

至此，几人揣着“年份子”各自散去，准备过年。

然而邓永良并未退租。

缘由仍是女人——除了赵淑芬，他早对另一女子垂涎已久，苦追数月未果。

他曾夸口“对女人不出手则已，出手必得”，此番久攻不下，心有不甘。

暗忖若再加把劲，年后当能得手。房子若退，便无处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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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中国惊天大劫案请大家收藏：()中国惊天大劫案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此举实属不智。

若真不想走，另觅他处便是，何必固执原址？

可见人若自以为智计过人，便易行昏聩之事。

吴宝玉自知头脑不如人，故老实听从安排；而邓永良素以“军师”自居，却在此关头犯了最不该犯的错——

他未曾料到，正是这一念之差，将他自己与整个团伙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祸根，终究还是埋在邓永良那难改的习性里。

众人分头后不久，一日清晨，他与赵淑芬在一家早点铺对坐用餐。

邓永良随手将手机搁在油渍斑驳的桌面上——正是那部存有前两桩案子所用电话卡的手机。

他一时疏忽，竟忘了这要命的事。

正吃着，手机响起。邓永良起身到门外接听（应是周向阳来电），返回后随手又将手机放回原处。

赵淑芬瞥见，随口道：“我用你手机打个电话。”

她并无要紧事，只是闲来无聊，想打给本地一位表妹闲聊几句。

邓永良未加思索：“拿去用吧。”

两个女人扯了四五分钟闲话，便挂了电话。

此事如同水过鸭背，谁也没放在心上。

然而一个月后，2002年1月20日左右，警方在追踪绑匪使用过的号码时，发现了这条突兀的通话记录。

此前所有记录，要么是绑匪间的联络，要么是打给受害者家属，唯独这一条对不上号。

一查是个座机号码，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赵淑芬表妹的家。

几经周折，线索便绕回了赵淑芬身上。

这女子起初全然不记得何时打过那个电话——本就是无心的闲聊，早被她抛在脑后。

警方将她请至一处宾馆，由专人“陪同引导”了三日。

记忆的碎片终于拼凑起来，她旋即供出了邓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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